1885 靜物：翻開的聖經、燭台和小說

梵谷於即將離開紐倫之前（1885.10），畫了一幅靜物畫，畫中有一本大本聖經、一本左拉的小說，以及兩只沒有了燭火的燭台。這幅畫，與其說是靜物，不如說是梵谷透過繪畫做出一個宣告、一個告別式。

梵谷出生於牧師家庭，這使梵谷強烈的宗教情懷無法避免的既連結於上帝、又連結於他的父親。他的愛上帝與他的愛父親，是糾結在一起無法切割的情感。梵谷在他寫給提奧的信中曾經說過一段心路歷程，那是在他讀寄宿學校，離開家兩週後，父親到學校來探視他，梵谷在寫給提奧的信中說：「我撲在父親脖子上....其時我和父親都感到，我們都有一個天父....。聖父，父親！」

這股愛父親即是愛上帝、愛上帝即是愛父親的情感糾結，使梵谷有一段時間效法基督一如效法父親，他誓願要成為像苦行僧一般的悲天憫人的獻身者，所以他到阿姆斯特丹的神學校作一陣子的學生後，被差派到博里納日去傳教。日後，梵谷在紐倫時期的畫作，絕大部分就是記錄博里納日帶給他的震撼——他牧養的、傳福音的人，是一群在礦區工作、貧窮而絕望的人。

其實梵谷在博里納日的傳教工作被上級判定為不適任，他們都覺得他很怪，原因是，梵谷用盡了他所有的熱情、所有的愛，在跟礦區的人一齊生活、一齊受苦、一齊哀傷、一齊向上帝祈禱，這使梵谷的衣著、食宿、談吐都跟礦區的人一樣，於是讓「教會裡的老爺們」覺得梵谷「沒有教養」，這些老爺們認為任何人一旦看到梵谷這種邋遢、貧寒的模樣，就不再有可能羨慕作神的兒女，梵谷會成為「反見證」。梵谷在這種「不適任」的判定中，是深深受到傷害的，他心中感受到的被遺棄，不只是自己、也是礦區這些可憐人的被遺棄。

而後，梵谷曾為了礦區的可憐人，跟礦場主人（也是教會的會友）討公道，卻被這會友斥為「瘋子」，叫人把他攆出去。

這段遭遇，使梵谷內心深處對上帝、對人的火熱愛情，與教會、神學院的宗教體制分離。他仍舊抱持對上帝的忠誠的愛，但他無法再信任教會。但梵谷的父親卻是教會的牧師。於是梵谷對父親的情感糾結又更複雜了。他需要父親、但他也遠離父親；他依賴父親的愛、但他也反叛父親。

但梵谷的父親其實是深愛梵谷的，他始終如一的對梵谷的現況與未來擔憂，他不知道梵谷何時才能自食其力、不再需要仰賴家庭對他的經濟援助。這種擔憂，也很容易被梵谷視為父親對他不信任、不肯定。（當父親的擔憂終究是事實，因為梵谷這一生一直在依賴家庭的援助，這忠誠的援助者就是梵谷的弟弟提奧。）

1885年3月，梵谷的父親過世。梵谷從這一刻知道：他的人生從此將前後判若兩極。

於是他畫下了這幅靜物畫。畫中的聖經佔了畫面幾乎二分之一的篇幅，這意味上帝在梵谷心目中一直佔有的份量；在聖經下方，是梵谷深深敬愛的文學家左拉的作品《生命的喜悅》（La Joie de vivre）。左拉在當時是有名的激進份子，他的文學作品大量暴露下層社會的痛苦絕望，以及隨絕望而來的墮落，對梵谷而言，左拉句句屬實，每一個揭露一如梵谷畫作中的揭露，都是在為之吶喊為之抱不平為之伸冤，但中規中矩的教會人士卻將左拉的作品視為醜陋的淫穢之書。左拉被教會審判，但梵谷敬重左拉。而梵谷在繪圖中將左拉的作品只佔據畫面右下角，幾乎只是聖經的五分之一大小，也意味在梵谷心目中，左拉再偉大，仍不可能竊奪掉神聖的上帝。

不過，這幅畫最奧妙的地方，卻是那兩只熄滅的蠟燭。從梵谷對教會對父親糾結在一起的情感，這兩只熄滅的蠟燭，既是指父親的過世，也是指教會失卻見證的現狀——他知道教會是怎樣無視於下層社會的痛苦的，這種冷漠，無疑是信仰的死亡。

梵谷以這幅畫作為一種宣告、一種告別式，之後，他永遠的離開了荷蘭，去到法國，把他熱烈的、悲憫的、聖徒的、苦修的宗教情感，轉化成藝術的熊熊烈火，他用對比鮮明、蘊含主觀情感的色彩，作成如今我們所知曉的梵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