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二次大戰期間的猶太種族大屠殺，焦點經常置放的另一個主題，就是手提箱。他們倉皇離開家園，手上提著的箱子，就是他們跟過去唯一的關連。所以手提箱就成為了象徵，象徵著身份與記憶。

訪談紀錄片《納粹軍官的猶太妻子》（The Nazi Officer's Wife，Liz Garbus執導，2003）中的伊迪斯，戰後就因著倖免於難的手提箱，得回她的真實身份。

電影《失落的行李》(Left Luggage，Jeroen Krabb執導，1999)的電影敘事，就是全心將焦點置放於處理「手提箱」與「記憶」的主題。在大屠殺中倖存下來的老人拼命要去找他當年埋在土裡的兩個皮箱。他要在戰後新建的都市中，尋回戰前的空間。他說，他是在尋回自己的歷史與過去，可是，他戰後再娶的妻子卻說，當年他埋的不是箱子，是他自己，現在他要在土堆中找出被埋葬的自己。

其實，這兩種說法都對。但是老人的行徑卻破壞了他的「現在」，因為他戰後再娶的妻子、他的女兒，都無法負荷他一直因「破壞別人的後院」而被捕。

老人拼命在土堆中挖掘尋找，固然其情可憫，但這種想要重返過去、尋找記憶中的自己，以使現在的自己完整的心態，卻反而讓戰後出生的新生代，失落了自己的身份認同。

電影《失落的行李》中談到了戰後猶太人群聚共同生活，想盡辦法完整保存猶太人的一切生活習性、文化、習俗與信仰，彷彿是要把戰時被破壞的一切加倍的重建起來，但他們的群聚也使他們彷彿是與世界隔絕了，戰時的受創，讓他們變得對外界退縮，他們對新世代的改變拒絕接受，對惡人的壓迫又逆來順受。於是，他們找回自己的方式，卻是讓活在當下的下一代失去自己。

所以下一代如果要活出屬於他們自己這一代的真實身份，他們必須決定跟上一代的生活、上一代的堅持脫鉤。可是，這是不是也就說明了，那一切二次大戰帶給猶太人的苦痛磨難、那一切歷史慘痛的教訓，都將在下一代、以及下下代昂首闊步走出屬於自己的歷史與記憶之際，也隨之被遺忘了嗎？

電影《然後是觀光客》（And Along Come Tourists，Robert Thalheim 執導，2007）中，那個集中營倖存者，一直不停的將使命放在修復損毀的箱子，他說：「我曾答應他們（已死去的受難者），我會幫他們把箱子帶回家給他的家人。」修復箱子，這中間不知隱含多少倖存者的幽微心靈。但集中營觀光管理局，卻覺得他搞砸了，因為他們要進行的是「保存」而不是「修復」。從「保存」與「修復」的差異，正好看出上一代受難者與下一代之間的千里鴻溝。

因此，「記憶」也就成了處理種族大屠殺議題當中另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下一代需不需要記住？如何讓下一代記住？如何能在歷史巨輪無法避免的往前推動之際，卻不會遺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