嬰兒海明威

以「硬漢精神」作為美國文化代表的海明威，家鄉是在橡園鎮。這是一個寧靜虔誠的教會社區，他姊姊瑪絲琳在回憶時說：「我們認識的每一家人都禱告感恩。」在這社區中，海明威一家更是橡園鎮更為敬虔的代表，他的祖父是名佈道家杜威莫笛（Dwight L.Moody 1837-1899）的朋友和同事，在教會界非常活躍，以嚴謹的宗教風紀養育自己的子女。海明威的父親承襲自祖父而來的理念，嚴格禁止自己的女兒和兒子在星期天參加任何運動或娛樂，一定都得參加主日崇拜。每天早上，他們全家包括廚娘、女傭們都會聚集在客廳做一項禱告崇拜，才開始去上學或一整天的工作。父親埃德蒙醫生和母親格萊絲寫給孩子們的信件中，也總是充滿著敬虔的情感與提醒。

海明威十八歲以前大部分的時光，都是在這樣的環境氣氛下成長。他即使活潑好動，後來常喜歡把自己那段時候寫成惡棍般的不良少年，其實那時依舊是橡園鎮的「小紳士」，在公理教會舉辦的的宗教劇上演出、和姊姊一起參加一個「普利茅斯聯盟」的年輕人的聚會，擔任重要職位、高中畢業之後還被教會邀請向在學校讀書的同學們分享一些關於他們在高中時期最難忘的感人經驗，尤其是「教會對青年學生的重要性。」橡園鎮中宗教信仰的教導，即使有時會令海明威感到有些被壓抑，但還不至於嚴重衝突他的心靈，讓他非得反抗不可。

開始對抗自己從小的宗教薰陶，是在他走出寧靜的橡園鎮之外，真正面臨到殘酷的世界，尤其是戰爭之後。第一次世界大戰那毫無秩序、理性可言的絕望慘景，完完全全衝突到他年少教育所提供的那種對於生命一片安詳、瑰麗景象的嚮往。那些信念遇到了廣大的外在世界，完全無法與整個時代的潮流接軌，甚至只能消極的抑制排拒整個趨勢。他在早期的一首詩裡，表達了這樣的衝擊。

時代要我們歌唱，但卻割去了我們的舌頭。
時代要我們吶喊，但卻堵住了瓶口。
時代要我們舞蹈，但卻給我們穿一條鐵褲。
最後我們都變成廢物，大概那就是時代所期求。

在戰爭的洗禮下，他感到的世界是一個充滿了暴力、痛苦的扭曲景象，他想要跳起來，衝進去去參與其中，像拳擊手一樣對之揮拳，為人性尊嚴奮鬥，但這卻和他以往的教育背道而馳。這樣的拉扯最後讓他如同自己一篇短篇小說「軍人之家」的主人翁一般，深深覺得「以往他所生存的那個世界，已不是現在的他所能忍受的了。」

他不得不走出他父母那寧靜的世界，並且走進他看見的那個紛亂的世界。與其說他背叛了宗教信仰，不如說寧靜的信仰已經無法滿足並解答行動派的他對這世界的提問，他只好用自己的方式去找答案。

就和他鄙視那些只會高談闊論著理想與文學，卻不願意真正坐在打字機前奮鬥的「文人」一般，海明威不能忍受只是坐著，而不去「做些什麼」的生活方式。他的整個信仰過程中，也充滿這樣的張力。

渴望信仰、又反抗教條式的信仰

他自己宣稱後來轉信天主教，因為在一九一八年義大利那場戰爭受傷後，他在一處包紮營修養時，有個義大利天主教神父到那邊替每個人塗油祝福，他因為正瀕臨死亡邊緣，就因信受洗了。事後他寫信跟一個朋友說，如果那時走過來的是一個摩門教長老或回教教堂的報時人，他大概也會在極端的恐懼中改信摩門教或回教了。

他的第二任妻子寶琳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每天入睡前都禱告，求上主賜給她一位善良、仁慈、有吸引力而又是天主教徒的丈夫，海明威也努力配合達到這樣的條件。他和寶琳開始戀愛後曾寫信和朋友說：「如果一定要信仰一種宗教，那麼我只好信仰天主教了。但是，我自然不是一位好天主教徒。想到教會中那些無聊之事，真使我無法忍受。不過，我亦不敢想像，我能夠改信其他的宗教。」

他對於宗教，總是有著很矛盾的心情存在。他有時信的很虔誠，會悔罪會禱告，努力遵行一些規條儀式，對於神父很尊重，但是常常無法持續太久。一個聽到戰爭就要跳起來衝出去，隨時隨地就想著要跑到東非射獅子、到西班牙看鬥牛找挑戰的人，實在很難強迫自己做什麼事情都先跪下來安靜禱告再說。每每他的行動性和宗教規條衝突時，海明威對於宗教的反抗就會很凶猛。

他反對教會對於性和政治的態度，因為那造成寶琳在生產時遇到非常大的危險，而西班牙內戰其間，西班牙境內天主教會偏袒法西斯黨徒的立場更讓他憤怒無比，他覺得法西斯黨徒都是戰爭販子，而西班牙的神父們都在支持法西斯黨徒。一九四四年，盟軍把團部設立在一棟據說和德國人合作過的天主教神父住宅裡做指揮中心，他就在地窖裡找到幾瓶聖禮用的紅酒把酒喝掉，然後把瓶子裡裝滿了小便，稱這為「一九四四年製海明威牌醇酒」，用這樣彷彿小孩子般不敬挑釁的方式來表達他的反抗。他離婚、又再結婚、有許多不合乎天主教要求的行徑，早已經被公眾視為一個反教會份子。

在海明威晚年的最後十年中，特別在他一九五四年幾乎喪生的飛行失事後，那年春天，他不再去教堂望彌撒。他感嘆的告訴一個朋友說：「有時候，我真希望我是一個較好的天主教徒，但是我做不到。」

戰爭時代中的變化無常，和自己本身重行動凡事積極前衝的個性，讓海明威的信仰看起來非常的極端且不穩定，彷彿信的很虔誠，但也背叛的很真實。他的終極關懷不斷和世俗認定的宗教信仰產生撞擊，有時候相輔，有時候相抗，以致於我們若想在他的信仰上定位，往往無法擁有任何結論，然而他並沒有比任何人更少的對這世界的關注與熱情。藝術心靈的堅持與危機，在海明威身上同樣明顯。

人在面對困境時，都有著尋找出入的本能。音樂家在音樂作品上展現走向後期心靈的終極關懷，同樣的，致力於寫作的文學家也會在作品中表露自我的終極關懷。海明威的文學一直隨著他個人的經歷不斷轉變，從早期對生死不斷的提問，到《戰地鐘聲》及至《老人與海》，海明威對於自己所關懷的主題表達越來越清晰明確。

美國大小子：《戰地鐘聲》裡的羅伯特

如同每一個海明威小說中的主角，《戰地鐘聲》裡的羅伯特，也擁有海明威所強調的宣揚正義和勇氣的特質。羅伯特是個美國人，卻甘願放下在自己國家中好好的教授職位不做，跑到西班牙去為一個腐敗名目不清的「共和國」打戰，甚至比當地這些「不瞭解戰爭成因，不知道為何而戰」的人民還要熱情積極。做為一個經驗豐富，訓練有素的軍官，為了戰爭的勝利會甘願到荒郊野外和一群自己內部分裂，除了炸火車一事無成的游擊隊合作，只為了達成上級的命令，炸掉一座橋。這樣看似愚昧又義無反顧的投身，正是海明威對放棄個人幸福、用行動獻身正義事業的思想表達。

一個勇者絕對要有過人的毅力和勇氣，但海明威筆下過度有正義感和理想的主角卻也同時烘托了隱藏在堅強外表下心靈深處的怯懦、無助、脆弱和恐懼。這正是海明威所謂那種缺乏自信、自尊和安全感的「美國大小子」：他們行為勇敢、豪邁而慷慨，骨子裡卻小心翼翼滿懷疑惑和焦慮。

羅伯特是個毫無畏懼的戰鬥專家，處在危急狀況下，面對心思猶疑不定的游擊隊頭子，還是可以一手握著手槍，鎮定的喝酒，隨時準備決鬥。這樣的人卻同時在內心存有極大的理想和情感掙扎，經過長期的戰爭，起初戰爭的意義早已失落，羅伯特本是為偉大的正義奮戰，最後卻只能將自己的理想放在能否炸毀一座橋這樣狹隘的事情上。「你把你整個生命交付出來，似乎是為了一些事情，可是結果卻又不是為了任何事情。你想做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你要兩個游擊隊協助你在不可能的條件下去炸橋樑，以阻止一個可能已經開始的反攻....」。這是終極關懷的窄化，成為在大戰中不可避免的妥協，以致於羅伯特常常要說，將來要寫一本書，描寫自己真正知道及熟悉的一切，好寄託這樣理想的失落。一切的美好，都在過去和將來，而將來的美好，需要靠當下的奮鬥。

不過即便是這樣窄化過的目標，卻也還是有自我實現的空間，所以羅伯特內心掙扎後總是會歸向正面，他依然可以在這樣的一件小事實現自我的終極關懷。他還是可以用一杯苦艾酒代替過去美好的種種，帶給自己勇氣；還是努力在不可能中想辦法計畫炸橋行動，想辦法使戰役成功。還是相信「世上有座橋，這座橋可能成為人類的轉捩點。戰役中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可以轉變人類的命運，你只有一件事可做，你非做不可，只有一件事....」也因此，他把整個生命濃縮在短短三天中，使一件小事得以擁有其最大價值。「也許這就是我一生的關鍵，我的人生就是在這七十二小時，一天二十四小時，這個整整三天是決定我一生的時間。我在七十二個鐘頭的時間，好似七十年中的整個人生一樣，七十二個鐘頭的開始，就是你人生到達了決定性的階段....」

所以當橋炸毀，羅伯特卻中傷無法逃脫，剩下孤單一人面臨死亡時，他在自殺與否中間掙扎，最後還是奮力的想要在殺死一個軍官，還是相信「只要再等一等，再擋他們一陣，或是只要打中軍官，一切都會改觀的。一件事好好做成功，可以造就....」最虛弱的一刻，還是要奮鬥。美國大小子內心恐懼，但選擇對抗。《戰地鐘聲》在羅伯特撐著身體等待中劃下句點。

《戰地鐘聲》出版的那年，海明威還正值壯年，不久之前才親身深入西班牙內戰拍攝紀錄片「西班牙大地」，好為這次內戰募捐支援款項。《戰地鐘聲》裡的羅伯特就像海明威自己的縮影，擁有滿腔的熱血壯志，替海明威用另一種行動完成他無法參與戰爭的遺憾。書寫完的後幾年海明威還是繼續他充滿行動力的生活。第二次大戰一起，他馬上開著自己的戰艦「拜勒號」加入海洋防線裡的巡邏；諾曼地登陸後他跟著進軍巴黎的軍隊採訪，卻丟掉了記者服開始指揮作戰，他在戰場上出生入死，就像東非高原上的一頭雄獅。

他不斷的在世界的各個地方奔走，一而再再而三的受傷，但儘管自己的身體已經漸漸走下坡，這頭獅子依然奮鬥不休。在許多經歷死亡，挫折的歲月磨練中，美國大小子不再只是一股腦的往前衝的熱血青年，更是會保護別人的「老爹」。心愛妻子一次的面對死亡，和從鯊魚底下救出小女孩的經驗，更讓他對自己所追尋的人的尊嚴、力量和真正的勇氣逐漸成形，《老人與海》中在絕望中奮鬥的老人，於是產生。

抗海的老人：《老人與海》

這一次《老人與海》的主角山地埃戈要面對的，不再像羅伯特般是個明確的命令。老人一點都不意氣風發，更不是電影裡人人迷的大帥哥，他歷盡風霜，臉上和手上，都是經年累月捕魚所累積下來的傷痕與繭。八十四天沒有補到魚的絕差運氣，除了一個很敬愛他的小男孩，沒有人願意靠近他。

所有對於尊嚴的堅持和命運的抵抗，濃縮到一個孤身老人在海上和一條魚的對抗。老人出海捕魚，不像羅伯特身邊有著瑪麗亞，而是孤身一人在汪汪大海中，釣到一條極大的馬林魚，和牠周旋了將近整天，費盡心力抓到了，過不久卻又像命運捉弄似的被接二連三的鯊魚吃光，結果只能帶回去一副魚骨頭。他精疲力盡的滑著槳回到漁港時想：「什麼東西打敗你？」然後自言自語回答到「什麼也不是！」老人到底被打敗了嗎？

這整個過程當然還是一種自我實現的窄化，老人不會因為這一次的奮鬥就從此不再餓肚子，為了對抗鯊魚所失去的魚叉、小刀、槳說不定會讓他陷入更深的絕境，他的努力只能在於不讓自己被打倒，而不是像羅伯特般做一些什麼事情以「轉變人類的命運」。

於是我們要問，老人到底有沒有被打敗？

如果看見他的英雄面，那麼老人表面上失敗了，但事實上卻沒有輸。海明威在老人與海中強烈的突顯，當一切都失去時，只要維護好尊嚴的完整，就不算失敗。老人不試圖掌握命運，但是對命運保持尊敬卻不屈服的態度。這樣的從維護尊嚴而引發的自信，正是後人所歌頌海明威式的「硬漢風格」。所以故事的最後，老人回到家，許多人同情他，小男孩為他難過的痛哭失聲，他卻還是可以在睡夢中夢見獅子。

如果看見他的悲慘面，大概沒有人會不對老人的慘況感到戚戚然，他的孤獨、他在絕望中的掙扎。奮鬥的結果，還是虛無，他帶回來的魚骨頭，其實和戰地鐘聲裡面被炸毀的橋一樣，沒有多大實質上的意義，而精神層面的意義，也只有自己知道。因此疲倦的老人最後和孩子說：「他們打敗我了，瑪諾林。他們確實打敗我了。」

老人的失敗與否，牽涉到海明威的終極關懷到底是維持了，還是失落了。

但就像所有海式的作品一樣，其吸引人之處正是兩種不同力量彼此相抗衡之下產生的張力，生死之間、輸贏之間、幻滅和永恆之間。我們其實很難準確只抓住一方便蓋棺定論，只能說我們個人的偏向，也許正代表自我內心的渴望。

最後一聲獅吼

《老人與海》是海明威的經典之作，幾乎可說總結了迷惘的一代對於歷史的回應。對海明威自己本身而言，老人與海帶來了諾貝爾文學獎的最高榮譽，走到他文學的高峰，卻也隱隱透露出他面臨死亡時的抉擇。

當年那頭強壯的獅子，如今已經殘破不堪，海明威晚年全身上下都是嚴重的病痛，他無法正常行動、寫作，做任何事都需要別人幫忙。這些病痛限制了他所堅持的「行動」的生活，使他強悍的精神和老邁的病體產生激烈衝突。他仍然希望創造奇蹟，仍然希望去從事他所熱愛的一切活動，最後卻只能穿著睡衣坐在窗戶前凝望著對面山坡下的一小片墓地。一個從小就高聲說「我什麼都不怕」，事事都衝第一，事事都要嘗試的人，如今卻什麼都不能做，這對海明威來說是多大的打擊？一隻獅子如果不能打獵還有什麼威嚴存在呢？我們不知道老人與海中的老人最後結果如何，但若是他失去了捕魚的能力，想必也是無盡的失落和抑鬱而終。海明威不能容許自己被打倒，他既深信拳擊手的人生原則，就不會願意「躺下來不動」。當老人無法奮戰時，也絕對不能任憑命運打垮。一九六一年的的七月，這頭獅子動手扣下扳機，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海明威消滅了打不敗的海明威。

海明威之墓

psycho（蘇友瑞）回應：

人們如何實現『把英雄做為一種終極關懷』？當然一定要『有事可做』而且必需因此而『安身立命』。如果一個人認為『改裝出一輛好車』就是英雄，因為以『改裝車』為安身立命的職業，那他就會安身立命在他的職業上，大概也不會有海明威式的狂暴燃燒生命。相對的，如果『無事可做』或者『太多事想做』，那麼他會面臨『什麼事都要做』的訊息過荷，由於期待成為『英雄』，造成他又不能走向玩世不恭的逍遙處境。心理學告訴我們，極端的偏執來自極端的訊息過荷，什麼都想做什麼都要做的英雄，最後就會訊息窄化成『狂熱地只做一件事』的實踐者。

美國那彷徨的一代正是如此，比起同時代世界各地的慘況，美國實在是一個天堂，也正是英雄的地獄；因為任何有英雄情懷的人都發現他無法在美國實現英雄理想，別忘了在當時還沒有社會主義思想來支持一個階級抗爭的英雄，這也是六零年代會突然出現一大堆左派英雄的主因。

所以從《戰地鐘聲》到《老人與海》，正好就是一個太大的英雄，訊息過荷後窄化成一個只能炸橋或抓大魚的實踐者；他們的問題，在於做為英雄的終極關懷，沒有找到安身立命的場所。一個把捕魚當成安身立命的漁夫，不會狂暴到為了一條大魚把謀生工具全丟了；這種狂暴地燃燒生命，正由於窄化後的英雄氣概。同樣的狂暴燃燒，會是一個上戰場的海明威、近距離射殺獅子的海明威，當然也會是一個不肯服老寧可自盡的海明威。

一個自願以英雄做為終極關懷的人要如何逃脫窄化的宿命？正在於『安身立命』。一但英雄能安於他所負責的位置而沒有過度的承擔責任，才能避強烈的挫折造成的訊息過荷。當然了，也許以英雄做為終極關懷的人天生就是強烈地以天下為己任、過度地承擔他無法負擔的苦難，因為走向狂暴燃燒生命的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