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名：《關愛》（Loving，1970，美）
導演：Irvin Kershner
演員：George Segal，Eva Marie Saint，Sterling Hayden

《關愛》（Loving）這部電影拍攝於七零年代初，仍處於偉大的六零年代文化氛圍中，因此處理外遇的電影主題，不只著重個人心理情境的分析，也企圖透過電影反抗、諷刺偽善自私向錢看的中產階級，而這部探討婚姻外遇的電影中，是完全採用著男性觀點，也徹底諷刺著男性的。

敘事環繞著男主角布魯斯幾天的疲於奔命、瑣碎的生活開展，捕捉著他的工作、他應付著挑剔的客戶、他爭取著未來的客戶、他渴望的堅持、他被迫的妥協、他的自尊與他的卑躬屈膝、他的壓力和沮喪、他的妻小與他的家庭關係、以及他即將失去的情人....。幾天的生活，刻意用好幾個瑣碎的片段組織而成，呈現著值此生命階段的男人，不是被理想、意義，而是被瑣碎事件決定著每一天生活的，敘事中不曾有高潮迭起的劇情，但也因此特別寫實，緊扣觀眾、尤其是男性觀眾的心，的確，這是養家的男人的真實寫照。

布魯斯最想望的是作藝術家，但他有妻子和兩個女兒要養，囿於生計，他接廣告設計，他得一次又一次的爭取客戶，而每一個客戶所需要的、所挑剔的，都可能跟藝術品味沒有任何相關，只跟廣告效果有關。他得一次又一次的降低格調標準，跟客戶妥協；面對高姿態、有錢有勢的可能客戶，爭取機會之際，很多時候他得被迫放棄藝術家的自尊。

白天應酬爭取客戶、晚上悶在工作室設計廣告，長久下來生活品質、婚姻品質都是大受影響的，儘管布魯斯有個溫柔體貼的妻子，但他每天都被厭煩感環繞，諸如調皮沒一刻停住聲音的女兒因他踩到貓尾巴抱怨他不愛貓、鄰居老頭三天兩頭來拜訪抱怨他沒除草該粉刷牆壁、妻子很想換個大一點的房子....。一天早上，布魯斯一陣子挑三揀四發脾氣後，孩子問母親：「爸爸怎麼了？」妻子西瑪答：「他累了。」孩子疑惑的再問：「但是他剛起床阿！」

布魯斯是累了。如果女人在婚姻中至少有一千次想擺脫因婚姻連帶而來的一切束縛綑綁，男人一樣至少也有一千次。

布魯斯愛上了一個作畫時認識的女孩葛蕾絲，短暫的戀情中，他每次跟她在一起，都彷彿是擺脫了婚姻，成為一個沒有包袱的年輕人，生命正在全新的開始。他依戀葛蕾絲，每跟她在一起，生活便有短暫的呼吸空間，他可以暫時忘懷一切加諸於他有形無形的重擔。

但葛蕾絲可不想沈溺於這沒有結果的戀情，她要求布魯斯離婚，否則就中斷兩人的來往。這讓已經為婚姻疲於奔命的布魯斯，更倦怠婚姻了。

這天，布魯斯陪西瑪去買全家人聖誕節的衣服，並帶他去看一棟房子，那是西瑪渴望更換的房子，結果他們正好親眼目睹因離婚賣房子的夫妻之間無法彌補的裂痕與冷戰，西瑪相當感傷，但她不曾知道她自己的婚姻也處在危機之中。

而後西瑪跟布魯斯討論那棟房子，那是她對未來的憧憬，是她小小的夢想，布魯斯說：「我不想陷入這漂亮的圈套。」這句話傷了西瑪，西瑪問他：「房子是漂亮的圈套，那麼，婚姻、我和兩個女兒也是？你是這樣看我們的？」

布魯斯的確無意間說出他的心聲。當他在一次葛蕾絲也在的公眾場合，得知葛蕾絲要去歐洲遊學：「趁著年輕還沒結婚，好好玩玩。」布魯斯彷彿社交應酬的言談、其實是頗有心的回答：「那也得有錢才行。」葛蕾絲看看他：「人們都是拿沒有錢作藉口。」這話大大刺激了布魯斯，對布魯斯而言，葛蕾絲本來就隱含著現實瑣碎生命中僅剩的自由空間，而葛蕾絲的即將遠離，也等於是把布魯斯僅剩的自由帶走了。

因此，儘管妻子是這麼的關心他有沒有爭取到卡車貨運的廣告設計案，儘管爭取到這次案子意味著他可以滿足妻子換房子的夢想，儘管他真的曾卑躬屈膝委曲求全的爭取，當他終於知道自己已爭取到了，他卻隱瞞沒說。他苦惱著葛蕾絲即將離開，卻讓妻子誤以為他苦惱著工作，還安慰他：「算了，不要想房子了，我放棄了，沒關係的。」

不可否認，婚姻在給人安定的窩的同時，也囿限了夫妻雙方的自由，不管是男是女，婚後都會在某個時候，突然感覺自己快窒息了想奔逃。婚姻之愛是否能呈現出深度，關鍵不在是否曾有過「婚姻出走」的念頭，而是在於面對這種念頭的態度為何？

電影最終變成一場鬧劇。在朋友邀請的社區型聖誕宴會上，不止是一位庸俗的客人趁他帶來的女性朋友酒醉之際佔她便宜，甚至連男主人隨後也偷偷摸摸進她房間。而布魯斯酒醉後，也跟一位常跟他示好的女鄰居胡搞。很不幸的，其他胡來之事都是隱藏的，只有布魯斯竟不小心被監視器錄下過程，也就是說，他的妻子西瑪和他過去式的情人葛蕾絲，全都從電視上目睹這樁醜事。電影在女鄰居的老公跟他大打一架、西瑪也拿皮包砸他的事件中結束。

布魯斯跟西瑪說：「到了週一，一切都正常了。」他將這一切混亂，視為壓抑生活中的一個宣洩，一種得到自由的方法，但他徹底破壞了妻子長期對他的支持、信任、溫柔與愛，他原來的妻子，將隨之被破壞再也回不來了。

敘事走到最後，因著布魯斯置身在一個社區型的團體中，因此讓布魯斯個人的困境，放大成一個社會的困境。那是近中年的男子的困境。醜事不只布魯斯有，只是其他兩個男子沒有被揭露，因而可以堂而皇之的成為和事佬勸架者，於是電影從對布魯斯的批判，擴大成為對若干庸俗偽善的中產階級的批判。